当AI开始生产知识，教材还有用吗？

上个月，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召开。82个国家的教育部长和专家聚在一起，主题是“人工智能+教育：变革、发展、治理”。大会发布了八项核心成果，其中“师-生-机”三元协同颇受关注。

未来的课堂里，教师、学生、AI，是三个平等的教学参与者。

笔者听到这句话的第一反应是：如果AI是“平等的教学参与者”，那教材的位置在哪里？

技术如何改变教育的问题不是新问题。2011年，乔布斯就问过：过去二十年，信息技术几乎改变了所有领域，“为什么唯独对教育的影响小得令人吃惊？”

“乔布斯之问”讨论了十几年，答案始终没有真正浮现。笔者认为是方向跑偏了。所有人都默认，技术是通过改变“怎么教”来影响教育的。慕课、翻转课堂、自适应学习——全部打在“教学法”这一层。

但这次不一样。

笔者意识到一个被忽略的事实：生成式AI没有去打“怎么教”这一层，它直接改变了知识本身。

不是“怎么教”的问题，是“教什么”的根基松了。

笔者亲身验证过这个判断。前阵子审读一套即将付印的初中数学教材，翻到函数那一章，忽然起了一个念头。打开DeepSeek，敲了一行字：“请编写一份初中函数单元的教材，符合最新版课程标准，带例题和解析。”

十二秒。一份结构完整的函数单元铺在屏幕上。概念引入。知识讲解。例题精讲。变式训练。本章小结。排版利落。逻辑自洽。

笔者把那沓校样搁到一边。细看之下，教学梯度有毛刺，例题递进也不够自然。一个老编辑一眼能挑七八处问题。但让笔者沉默的是另一件事——它已经能写出“看上去对”的教材了。而“看上去对”，在大多数使用场景里，够用了。

什么是知识？谁在创造知识？知识还值得“学”吗？教材上印的那些东西，还“真”吗？

这才是教育的根基。根基松动，上面所有的建筑——课程、教材、教学、评价——迟早要跟着晃。

一、知识大厦的根基，正在被撬动

两千四百年前，柏拉图下了一个定义：知识，是“得到辩护的真信念”。你得有理由。有证据。经得起追问。

这个定义撑了两千多年。它构成了教育的底层假设——学校里教的东西，经过了验证，可靠，值得一代代人传递。

AI来了。一个维度一个维度地拆解这个假设。

华东师范大学的杜华博士和顾小清教授2022年发表的《智能时代的知识图景：人工智能引发知识观重塑》一文，从四个维度把AI对知识观的冲击讲得很清楚。笔者试着用自己的话复述一遍。

第一，知识是谁生产的？

早期AI是人把知识“植入”机器。建专家系统，写规则库。机器调用人类喂给它的知识去推理。这叫人工移植。

然后AlphaGo Zero出现了。没有人工干预，三天，自学三种棋类游戏，击败了此前战胜李世石的旧版。机器不仅能用人给的知识，还能自己造知识。这已经是近十年前的事了。而今天，AI在蛋白质结构预测、药物发现、材料科学等领域，已经在自主产出超越人类的发现——知识生产的主体，彻底变了。

知识生产的主体变了。从“人类独白”变成“人机协同”。人是“调度者”和“把关人”，机是“协同共创伙伴”。

概念很精准。但笔者想追问一句：一个学生直接打开手机，让AI解释光合作用。他跳过了教师，跳过了教材，跳过了出版机构的审核。那个“把关人”在哪里？AI给他的解释，谁负责？

第二，知识到底是什么？

以前说“知识”，默认它经过了验证。AI正在制造一种新东西。学者称之为“软知识”。

软知识是AI从数据里挖出来的。可能对，可能不对。还没被验证过，已经在被使用了。它和传统“硬知识”不一样——后者讲求证成，前者讲求即时可用。

硬知识会退场吗？不会。但格局变了。过去，硬知识是唯一的品种。往后，软知识提供速度和广度，硬知识提供可靠性和可追溯性。分工，不是替代。

第三，知识长什么样？

这是那篇论文最让人醒脑的部分。三个隐喻，串起知识结构的三次变迁。

前现代到现代，知识是建筑。层级分明，结构完整。一本教材的目录翻开，就是一座知识大厦的施工图。

互联网时代，知识变成了管道。三维网状，开放流动。知识不再是孤楼，是在超链接中彼此牵引的节点。

智能时代，知识变成了舞蹈。人、机器、知识之间不断互动，不断生成，永无定型。知识离开人与人、人与机器、机器与机器的互动，就不存在。

第四，知识怎么呈现？

文字加图片，后来添了音视频。现在，AI让知识走向多模态——可读，可听，可触，可以“走进去”。北师大韩震教授在《知识形态演进的历史逻辑》中追溯过这条线：口耳到文字、文字到印刷、印刷到数字。每一次载体更迭，都引发知识观的震颤。

但这一次不仅是数字化。这一次，知识正在从符号还原为体验。你不需要“读”一颗心脏的构造。你可以“走”进去亲眼看看。

四维变动，压成一句话：知识的确定性在溶解。

当知识不再确凿、不再唯一、不再只由人类来生产——以“确定的知识”为产品逻辑的教育出版，根基摇晃了。

但让笔者更警觉的，在后面。

二、谁在替你思考？

知识在变。更紧迫的问题是：获取知识的方式变了，人在失去什么？

西南大学的张良教授最近在《教育学报》上发了一篇论文——《过程性知识观：人工智能时代教学认识的核心诉求》，对AI时代学习危机做了一次深度解剖。

他谈到两样东西：过程性知识观和实体性知识观。

实体性知识观把知识当成一个闭合的结果，一个静态的物件。不需要过程，不需要验证，不需要追问“为什么”。学生接收。考试再现。任务完成。

AI正用一种空前高效的方式，复活这个最古老的错误。

学生不用查资料。不推公式。不试错。张嘴问一句，答案就来了。张良教授管这叫“即问即得”的知识福利。

福利听着很美，但他紧接着指了三重风险。

一是认知外包。思考的任务外包给AI了。一个人不自己走路，腿会萎缩。一个人不自己思考，思维也会萎缩。最致命的是——这种萎缩是无声的。学生以为“学会了”，其实只是“收到了”。

二是思维代理。AI不只给答案，还替你走了整个认知过程。学生不知道答案怎么来的，也不觉得有必要知道。乔姆斯基曾警告：人类思维不是靠吞噬数据来外推答案的统计引擎。可眼下，我们正在把下一代的大脑，往统计引擎的方向驯——喂一个问题，吐一个答案。没有过程，没有困惑。没有“等等，为什么”。

三是信息茧房。AI给你的，是你想听的，不一定是你要听的。更隐蔽的是，知识正在被降维成对偏好的迎合。正如中国传媒大学刘大年教授在《知识的幻象：人工智能与知识变迁》一文所说：我们正在进入一个“知识平替”的时代。知识不再源于真实，源于“拟真”。它“看起来对”，这就够了。

笔者把这两篇论文摞在一起，脑子里转的还是审稿的那个上午——AI产出了一份“看上去对”的教材。如果一代学生习惯了接受“看上去对”的知识，他们还会追问什么是“真的对”吗？

鲁子箫在《智能时代知识变迁中的教学知识变革》一文中指过一条路。他说，智能时代的教学，要从“知识本位”转向“生命立场”。知识本身不是目的，一个人经由知识，获得理解力的增长、判断力的成熟、灵魂的丰盈才是目的。

拿这把尺子量，AI给你的答案，不管多快多准，都碰不到学习的根。

换句话说：“知识的价值不在于对静态表征的占有，而在于创生出新的概念性理解。”

翻译成白话：学知识，不是让你记住，是让你想通。

AI能帮你记住一切。替你“想通”？它做不到。

如果一个出版人读到这里，他应该追问：我编的教材，是在帮学生“想通”，还是在帮他们更高效地不思考？这个问题，是出版社必须回答的。

三、出版社的方向

知识主体变了。知识结构变了。学生获取知识的管道变了。出版社还能干什么？

笔者的回答：还能干。但不是现在的干法。

陶行知先生有一句话，做过教师的人都耳熟能详——“接知如接枝。”

知识必须像嫁接树枝。已有知识是砧木，新知识是接穗。两者有机对接，才会长出真正的理解。

AI能给你那根新枝。你要的知识点，它一秒扔出来。但砧木——学生的认知起点、情感准备、此刻的学习状态——它看不见。更要命的，AI做不了“嫁接”这个动作。它没法把知识，缝进一个人的生命经验里。

这里，是出版社的扎根之地。笔者认为有五个方向。

一、知识策展者。

“策展”，从艺术界借来的词。策展人不创作艺术品。策展人选择。编排。解释。

AI时代，知识不再稀缺。稀缺的是筛选和排序。一个八岁的孩子应该先学什么？一个高中生最需要握住的几个核心概念是什么？什么值得深学，什么可以绕过？

出版社最值钱的本事，不是在知识海洋里倒水，AI比你倒得快。出版社要在海里立航标。

哈佛“零点计划”团队1990年代就提出了“为理解而教”，第一条原则就是，教学必须围绕“核心概念”展开，不是覆盖性的知识灌输。这和CCR（课程再设计中心）2024年《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》完全对上了——AI能高效处理所有标准化知识，教育必须转向“概念性知识与认识论知识的深度掌握”。

出版社需要从“编一本什么都有的大全”，转向“编一份帮学生抵达核心概念的地图”。

薄。但锋利。

二、学习设计师。

从“供给内容”到“设计体验”。

教材不该是知识点的平铺。它是探究任务驱动的一段旅程。AI负责回答“是什么”，出版社负责设计“怎么想”。

好的学习设计，不是让学生读完文字做选择题。是制造一个认知冲突。让他先犯错。让他卡住。让他追问。让他自己走通。

举个例子。旧教材的做法：讲浮力原理，然后出五道计算题。学习设计的做法：先给学生一个铁块和一艘铁船模型，然后问，同样的材料，为什么一个沉一个浮？让他先困惑，再引导他发现“排开水的体积”才是关键。前者是内容供给，后者是认知旅程。

这个过程，AI模拟不了。因为它不理解“人类理解”这件事。

三、智能体开发者。

国务院《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》明确提出：“利用智能技术加快推动人才培养模式、教学方法改革，构建包含智能学习、交互式学习的新型教育体系”，并要求“推动人工智能在教学、管理、资源建设等全流程应用”。

笔者的理解：出版社最核心的资产不是纸，甚至不是图书，而是那套积累的审过的知识体系、学科结构和人类经验。这些，可以变成AI智能体的知识底座。

未来，出版社可能不再主要卖书，而是开发和授权教育智能体——一种守在教学现场、基于审定内容、可追溯、可验证的AI助教。

卖书，是卖知识的容器。做智能体，是卖知识的系统。

四、认知安全守门人。

这可能是AI时代，教育出版最扎不进替代品的价值。

AI产出的知识身上有几道硬伤。它是概率的——“大概率对”，不等于“一定对”。踪迹难寻——这个结论从哪儿来的？说不清楚。没有责任主体——教错了，谁担？

出版机构能做一件AI做不了的事：对每一个交付到学生眼前的知识点，用法人身份和专业团队，做出准确性背书。

读者可能觉得这没什么了不起。请想一想：当整个互联网都在制造“看上去对”的知识，当学生从早到晚被AI的“概率答案”包围，还有谁，愿意为知识的“准确”承担制度性的责任？

政府制定标准，但政府不一定编教材。学校使用教材，但学校不负审定之责。技术企业开发AI，但技术企业的本能是“快”，不是“准”。

只剩下出版社了。

这件事是一个社会在信息洪流中，留给下一代的知识底线。认知安全，不是技术概念，是制度概念。出版社不生产最快的知识，它生产最可靠的知识。快，AI替你干了。可靠，只有你能干。

五、教育生态连接器。

AI正在以颠覆性创新的态势，打破教育生态的封闭性，重塑其功能与形态。

在这种生态观下，出版机构不该只是“卖产品的”，而应该是“连生态的”。连接政府（政策与标准），连接学校（教学与反馈），连接技术企业（AI与平台），连接教师（设计与实施），连接学生（学习与成长）。

说“连接”不是虚词。举个例子：出版社积累了很多年的教师培训数据和教学反馈，这些数据如果和AI企业的模型训练打通，就是最真实的教育语料。出版社手里攥着全国几千所学校的教材使用数据，如果和区域教育局的教育质量监测平台打通，就能从“卖完书就走”变成“持续提供教学诊断”。这才是生态连接器的真正含义。

五个方向讲完了。

写到这里，笔者停下来想了想。说实话，有一瞬间的动摇。

五个方向，听着都挺好。但哪一个不需要五年、十年去落地？哪一个不需要出版社拿出真金白银、改变组织架构、顶住短期的营收压力？说“转型”容易，但一家靠教材利润养着几百号人的出版社，能不能活着走到那一天？

这个动摇，笔者想了很久。

后来想通了一件事。如果你把五个方向看成“五条可以选的路线”，选其中一条，赌它成功，风险确实大。但如果你把它们看成“同一个方向的五个切面”——策展、设计、开发、安全、连接——它们不是五个选项，而是一条路走到底必然要经过的五个路口。

转型不是五选一。转型是五个都要做，只是不同阶段的侧重点不同。

出版机构的未来，不在于和AI争夺知识生产的效率，你争不过，在于做AI做不到、也不能做的那些事。

四、回到审稿那天

那天让笔者沉默的，其实不是“AI能写教材了”。

让笔者沉默的是更底层的那件事：如果下一代从小学就习惯了“即问即得”，他们还会不会“想”？他们还会不会为一个问题，辗转反侧？为一个发现，欣喜若狂？在一个深夜放下笔，心里有个声音说——“原来是这样，是我想通的。”

这才是知识的真正意义。知识不只是一个答案。知识是一个人成为他自己的过程。

出版社如果在AI时代能守住这个过程——让知识不只是被“获取”，而是被“经历”——那它就有永远存在的理由。

这不是悲观的结语。恰恰相反。

AI把我们逼到了一个本来可以继续躲开的问题面前——教育出版到底为什么而存在？回答好这个问题，AI就不是对手，而是让答案显得更珍贵的背景。

教材不会消失。但只会印教材的出版社，可能会。